参考案例刘某林等销售伪劣种子案

一、案情速览

甘肃一个农民租了三十亩地，替种业公司繁育葫芦瓜种子。田间检查时技术员发现种子出现了自交问题，公司明确表示这批种子不予回购。

他没有销毁，而是把这批种子谎称「瑞丰九号」，以每公斤一百元卖给了一个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批种子又经一名销售经理转手，以每公斤一百五十五元卖到新疆，种了一千多亩。

第二年，地里长出来的葫芦瓜颜色各异、结籽率低，损失百万。鉴定结论：这个品种的纯度应当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涉案种子只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七。三个人，一条销售链，全被判了销售伪劣种子罪。

二、裁判要点提炼

行为人明知所培育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仍以合格种子名义销售的，应当认定其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主观故意。

明知种子无任何生产标识、无种子检验合格证明仍予收购并转售，未按规定检验、未标注种类品种及检验证号、合格证的，可以认定其具有销售伪劣种子的主观故意。

三、赵律师点评

三十亩地，一批自交的种子

2015 年初，甘肃某村。

刘某林租了三十亩地，用来培育一批葫芦瓜种子。他跟当地一家农业发展公司签了种子委培生产协议——公司提供亲本，他负责种，种出来的种子由公司按约定的价格回购。

这种模式在制种行业很常见，叫「公司加农户」。公司有品种、有市场，农户有地、有劳力。种子收获后公司回收，再精选、包衣、包装、贴标，上市销售。

关键在「亲本」两个字。

繁育杂交种子，用的是两个亲本系：一个做父本，一个做母本。两个系种在一起，母本接受父本的花粉，结出来的种子才是杂交一代，才有杂交优势。

这个过程中，最怕的是「自交」——母本自己的花粉落到自己的花上，结出来的种子就不是杂交种了，性状会退化。

刘某林的这批种子，出了这个问题。

制种期间，公司的技术员到田间检查，发现他培育的种子出现了杂交等现象——这里的「杂交」是当时的表述，从上下文看，实际指的是非目标杂交、自交混杂这一类纯度问题。

技术员当场让他自行处理。

「自行处理」这四个字，在制种行业里，意思是很明确的：这批种子不合格，不能作为种子销售。处理的方式，通常有两种：转商（当商品粮卖掉），或者销毁。

后来公司更进一步，明确表示：这批种子不予回购。

这句话把话说死了。

按委培协议，公司有回购义务。现在公司说「不回购」，理由只能是这批种子不符合约定质量标准。

所以，到这一步，刘某林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手里这批种子，不能当种子卖。

但他还是卖了。

2015 年 10 月 29 日，他把这批种子谎称为「瑞丰九号」葫芦瓜种子，以每公斤一百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叫赵某的人，一千三百九十三公斤，得款十三万九千三百元。

「瑞丰九号」是一个真实的品种，杂交一代西葫芦，正常情况下的品种纯度应当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而他卖出去的那批，后来鉴定出来，纯度是百分之五十二点七。

一半多一点。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后面再说。先看这批种子走了多远。

一句「瑞丰九号」，转了三手

这批种子从甘肃的三十亩地里出来，经过三个人，最后到了新疆的一千多亩地里。

第一手，是刘某林卖给赵某。

赵某不是普通买家。他是另一家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一个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种子的生产、经营、销售规定，应当是清楚的。哪些手续要办、哪些标识要标、哪些证明要有，这是他的本行。

他收到这批种子之后，做了什么？

按判决书的认定：他没有对种子进行检验，转手销售时也没有标注种子的种类、品种、检验证号和合格证。

这是第一层问题：他明知这批种子「无任何生产标识」，还是收了。

第二手，是赵某通过王某珍往外卖。

王某珍当时的身份，是某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

2015 年 11 月底，一个叫刘某丰的人想买一批葫芦瓜种子回新疆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王某珍。

王某珍对他说：可以向你出售「瑞丰九号」葫芦瓜种子。

这句「瑞丰九号」，是这批种子第二次被贴上这个名字。

王某珍跟刘某丰谈好之后，联系了赵某。赵某把这批种子运到某乙公司的仓库。

11 月 26 日，刘某丰到仓库看了种子，以每公斤一百五十五元的价格，买了一千三百八十余公斤，付给王某珍二十一万四千元。

王某珍付给赵某十六万八千元，剩下的钱归她自己。

这个差价，是四万六千元。

第三手，到了刘某丰手里。

他把种子带回新疆，种了下去。

2016 年，问题出来了：地里的葫芦瓜颜色各异，结籽率不高。

「颜色各异」这四个字，对种瓜的人来说是很直观的：一个品种的瓜，皮色应该是一致的。地里长出来颜色五花八门，说明这不是纯种，是一批混杂的种子。

「结籽率不高」，直接影响收成。葫芦瓜收的是籽，籽少就是减产。

损失算下来，一百零二万五千一百二十一点一元。

到这里，链条清楚了：一个明知不合格的培育者，一个明知无标识的收购者，一个明知无证明的销售者，把一批纯度五成二的种子，当成纯度九成五的良种，卖到了一千多亩地里。

三个人，三个环节，每一环都有机会把这批种子拦下来。

每一环都没有拦。

纯度五成二：什么叫伪劣种子

这一节讲标准，因为「伪劣」这两个字，不是凭感觉说的，它有明确的尺子。

种子法对假种子、劣种子的界定，是分开的。

假种子，指的是这几种情形：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种子的种类、品种、产地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的内容与销售的种子不符。

劣种子，指的是：质量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质量低于标签标注的指标；带有国家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本案的种子，两个都不落空。

从「假」的角度看：刘某林把这批种子谎称为「瑞丰九号」，属于「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这是典型的假种子。

从「劣」的角度看：这批种子的品种纯度是百分之五十二点七，而「瑞丰九号」这个杂交一代品种的纯度要求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质量远低于标注指标，这是劣种子。

判决最终定的罪名是「销售伪劣种子罪」，把「伪」和「劣」都包含了。

现在解释「纯度」这个指标，因为它是本案最硬的一个数字。

品种纯度，指的是在检测样本中，符合该品种典型特征的种子所占的比例。

对杂交一代来说，纯度这个指标特别重要。

因为杂交优势是有条件的：只有真正的杂交一代，才有高产、抗病、整齐一致这些优点。一旦纯度下降，田里就会出现大量非杂交的植株，长势参差、成熟期不一致、产量下降。

九十五以上的纯度，是保证杂交优势的基本线。

五十二点七，意味着一半左右的植株不是杂交种。

这个比例落到田里，就是判决书描述的那三个现象：颜色各异（性状分离）、结籽率不高（产量下降）。

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种子的纯度，是可以事前检测的。

种子生产经营者在收购、销售种子时，应当对种子进行检验。检验的内容包括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这就是所谓的「四项指标」。

本案的赵某，作为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做这个检验。

王某珍在销售时，也没有提供任何检验证明。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做了检测，这批种子根本出不了仓库。

所以这个案子的第一层教训，是关于「检验」这个动作的：它不是形式，它是这道行业里唯一的一道技术闸门。

闸门开着，坏种子就会流到地里。而流到地里的东西，是收不回来的。

顺带说清楚一个更日常的问题：一袋合格的种子，包装上应当有什么。

按种子法的规定，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上要标注的内容包括：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产地、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商名称和地址、联系方式。

这十一项，缺一项就不合规。

其中的「质量指标」，就是前面说的四项：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每一项都要标具体的百分比，不是写「合格」两个字就完了。

还有检疫证明编号。这一项很多人忽略，但它是防止病虫害跨区传播的关键。本案的种子从甘肃运到新疆，跨了省，检疫证明本该是必备的。

涉案的这批种子，这些都没有。

判决书的表述是「无任何生产标识」——连最基本的标签都没有，更谈不上标注这些项目。

所以对买种子的农民来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拿到一袋种子，先看袋子背面。有没有标签、标签上有没有这十一项、品种名称跟你听说的对不对得上、有没有检验合格证。

这四眼看下来，绝大多数假种子就露馅了。

因为造假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不愿意在细节上花成本。印一个完整的标签，要核对审定编号、要填检疫证号，这些都是可查的。所以他宁可什么都不印，或者印一个模糊的。

袋子上什么都没有，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

三个人的「明知」是怎么认定的

销售伪劣种子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是伪劣种子而销售。

「明知」是主观状态，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证明？

本案的判决，给出了两条推定路径，各有各的事实基础。这两条路径，对同类案件很有参考价值。

第一条，对刘某林：从「不予回购」推出明知。

判决书的认定是：他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对其培育的种子质量有明确要求；因管理不善，导致种子培育过程中产生自交问题；该问题被公司发现后，公司已明确表示对该批种子不予回购。故他明确知道其培育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不能作为合格种子销售。

这条推定的力量，在于它的不可反驳性。

合同有质量要求，他知道。

技术员现场发现问题，他知道。

公司明确说不回购，他知道。

三件事叠加，他没有任何理由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我以为能用」，不成立。

而且判决还补了一句动机：为了牟取经济利益，谎称该批种子合格。

这句话把「明知」和「故意」连起来了：知道有问题，还说是好的，目的是赚钱。

第二条，对赵某：从「应当检验而未检验」推出明知。

这条推定，走的不是事实明知，是规范明知。

判决书的认定是：赵某作为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种子生产、经营、销售的相关规定是明知的，但其为了牟利，不但没有按照规定对种子进行检验，转手销售时也不标注种子的种类、品种及检验证号和合格证。

注意这里的逻辑：它不说「你知道这批种子有问题」，它说「你知道该怎么干，你没干」。

这是身份带来的注意义务。

一个普通农民买到坏种子，可能构成受害人。但一个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事这个行业，就有法定的检验义务、标注义务。这些义务不履行，法律就推定他对种子的质量状况持放任态度。

放任，在刑法上也是一种故意。

这条推定，对行业里的经营者是一个很硬的提醒：你不能靠「我不知道」来免责，因为法律要求你「应当知道」。

第三个人，王某珍，判决的表述相对简略，但从她的身份（销售经理）和行为（谎称可售瑞丰九号、收钱转手、赚取差价）看，她的明知更直接：她自己就是那句「瑞丰九号」的发出者。

三个人，三条不同的推定路径，指向同一个结论。

这也是这类链条型犯罪的认定特点：不需要证明「你们串通」，只需要证明「每一环都明知、每一环都实施了销售行为」。

共同犯罪，不一定有共同故意。各人干各人的，链条接上了，责任就都成立。

损失从一百万改到五十九万，量刑跟着变

这个案子的量刑，一审和二审有变化，值得说清楚。

一审：三个人各判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各处罚金十八万元。

二审：损失数额从一百零二万五千一百二十一点一元，改为五十九万五千九百五十五元九角九分；刑期从七年六个月改为七年；罚金从十八万改为十一万。

损失数额变了，量刑跟着变。这个联动，是由司法解释的「档位」决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

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中，「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三个档位，对应三档刑罚。

本案二审认定的损失是五十九万五千多，超过五十万，仍然属于「特别重大损失」，落在最高档。

所以刑期只从七年六个月降到七年，降幅不大——因为档位没变。

为什么损失会从一百零二万改到五十九万？

判决书没有详细说明计算过程。但从常理推，可能是几个原因之一：扣除了已经挽回的部分（比如收成的残值）、按实际种植面积而不是购买面积计算、或者采用了更保守的减产比例。

这个变化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农业损失的认定，弹性很大。

同一片地，算「减产多少斤」还是「少收多少钱」，算不算成本，算不算政府补贴，结果可以差一倍。

所以这类案子的辩护，重点往往在「损失数额」上，而不是「有没有罪」上。

对被害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提醒：索赔的时候，要把损失算清楚、留证据。

判决书里提到的几个数，都是证据支撑的：购买面积、购买单价、付款金额、鉴定结论。这些东西，是算损失的基础。

如果被害人说「我损失了一百万」，但拿不出面积、产量、单价的证据，法院只能按更保守的方式认定。

还有一层，是关于罚金。

罚金从十八万降到十一万，这个降幅比刑期大。

原因是罚金的确定，通常跟违法所得、损失数额挂钩。损失降了，罚金也跟着降。

但要注意：罚金和赔偿是两回事。

罚金是交给国家的，赔偿是给被害人的。本案是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附带民事」这三个字，意味着被害人的损失赔偿，是跟刑事部分一起判的。

所以被害人不需要另外再打一场民事官司——但前提是，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

这一点，很多被害人不知道，等到刑事判完了才想起来要钱，就得另案起诉，多花一年时间。

最后给买种子的农民一段实际的建议，因为这类事每年都在发生。

第一步，发现不对劲，先别急着毁地。

地里长出来颜色不齐、结籽少，第一反应往往是翻掉重种。但翻掉之后，证据就没了。正确的做法是先拍照、录像，把地块位置、面积、植株状态拍清楚；再留一小块不翻，等鉴定人员来看。

第二步，找鉴定。

品种纯度这件事，农民自己判断不了，要靠检测。可以向当地种子管理机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申请，也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要花钱，但这份报告是整个案子的地基。

本案里，那个百分之五十二点七的数字，就是鉴定的结果。没有这个数字，「伪劣」两个字就落不了地。

第三步，把买种子的证据找齐。

收据、转账记录、包装袋、微信聊天记录、介绍人的证言，这些都要留。本案里，购买价格、数量、付款金额之所以能查清，就是因为有这些。

如果买种子的时候没要收据，那就尽量通过银行转账，留下流水。现金交易、没有凭证，是最难办的。

第四步，两条路可以同时走。

一条是刑事：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销售伪劣种子。这条路的门槛是「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起点是两万元。本案的损失是五十九万多，早已超过。

另一条是民事：起诉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这条路的依据是种子法和民法典，可以主张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以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

两条路不冲突。刑事判了，民事还可以要钱；民事判了，刑事还可以追究。

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提醒：民事诉讼的时效是三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算。农业生产有季节性，很多人忙完一季就到年底了，等想起来打官司，证据已经散了。

所以，越早固定证据，越有利。

三十亩地，一批自交的种子，一句「瑞丰九号」，一千多亩绝收。

三个人，七年。

这个案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人有机会说「不」。

培育的人可以说：这批种子不合格，我销毁。 收购的人可以说：这批种子没标识，我不收。 销售的人可以说：这批种子没证明，我不卖。

三个人都没有说。

于是那句「瑞丰九号」，从甘肃说到新疆，说了一千多公里。

种子这个东西，跟别的商品不一样。

一袋米坏了，你顶多拉肚子。一袋种子坏了，坏的是整整一季，是一年的收成，是一家人全年的进项。

而且它坏得很安静：播下去的时候，看不出任何异常。要等到出苗、开花、结瓜，你才知道出了问题。那时候，地已经占满了，季节已经过去了，什么都补不回来。

所以这个行业里的每一道检验，都不是程序。

它是那道闸门。闸门后面，是一整年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