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张某芹与王某卫执行实施案

一、案情速览

上海。张某芹和王某卫离婚时闹得很凶，孩子的探望权写进了判决：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六，张某芹探望女儿王某甲、王某乙两次，王某卫有协助义务。

判决生效后，张某芹一次也没见成。她去申请强制执行，王某卫的答复是：孩子自己不愿意，我总不能逼孩子。

执行法官没有直接把孩子叫来问话，而是委托社工陪着去探望。社工在场看到：王某卫情绪激动，甚至自扇耳光，两个孩子面露惊悚，对他言听计从。社工七次陪同探望之后，张某芹恢复了正常探望，案子执结。

二、裁判要点提炼

探望权执行应当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未成年子女表示拒绝权利人探望的，应当注意辨别该意思表示系其真实意愿，还是受直接抚养方引导、胁迫所致；必要时可以引入社会工作者以陪同探望、现场调查等方式协助评估、认定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

直接抚养方诱导、胁迫未成年子女拒绝权利人探望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签发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指导其正确认识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配合探望；经释法明理、疏导教育仍不履行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三、赵律师点评

判决写得清清楚楚，可就是见不到孩子

先把这份判决写清楚。

张某芹与王某卫离婚，生效判决确认：张某芹自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六探望婚生女王某甲、王某乙两次；王某卫有协助张某芹行使探望权的义务。

一个月两次。周六。两个孩子。协助义务在男方。

这份判决非常具体，具体到哪一周、星期几、几次、谁协助。之所以写得这么细，是因为探望权纠纷的判决如果只写「依法享有探望权」，执行时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什么叫「履行了」。

但写得再细，还是没见成。

判决载明的事实是：「因双方当事人离婚时矛盾冲突非常激烈，张某芹无法实现判决确定的探望权」。

这句话里有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离婚的时候闹到什么程度，判决没有展开，但从后面社工看到的一幕可以反推——王某卫当着孩子的面自扇耳光。一个会在孩子面前这样做的父亲，在离婚过程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个是「无法实现」。不是「少看了几次」，是一次都没有。

于是张某芹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程序启动后，王某卫提出了一个抗辩，这个抗辩在探望权执行案件里出现频率极高：

「王某甲、王某乙不愿意接受张某芹探望，拒绝张某芹探望系尊重孩子个人意愿。」

拆开看，这段话包含两个主张：

一，孩子自己不想见。

二，我作为直接抚养人，尊重孩子的意愿，所以不协助，不算不履行义务。

这个抗辩听上去很有道理——难道法院还能逼孩子见母亲吗？

执行法院没有正面反驳，而是做了一件事：委托社工介入。

2023 年 5 月 29 日，法院作出（2023）沪0113执3824号委托函，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站选派社工参与陪同探望。

注意这个文书的名称：委托函。不是「执行通知」，不是「罚款决定」，是委托——委托一个社会组织派人，陪着去探望。

这个动作在探望权执行里并不常见。它背后是一次判断：这个案子的症结，不是「孩子不肯见」，而是「不知道孩子到底想不想见」。

社工去了现场。接下来看到的事情，是全案的关键。

判决的记载只有一句话，但信息量极大：「社工参与现场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情绪激动，甚至有自扇耳光的暴力行为，孩子对此面露惊悚，故而对被执行人言听计从。」

三个动作连成一条链：父亲情绪激动 → 自扇耳光 → 孩子面露惊悚 → 对孩子言听计从。

这条链说明什么？说明孩子说「不想见妈妈」这句话，是在什么环境下说出来的。

一个孩子看见父亲打自己耳光，会恐惧。恐惧之下，他会选择说父亲想听的话。这不是撒谎，这是自我保护。

执行法官和陪同社工随后与孩子「以适当方式作充分沟通」，一致确认：孩子拒绝见母亲是受到了被执行人的影响，并非孩子真实意愿。

到这里，王某卫的抗辩塌了一半——不是孩子不想见，是孩子不敢说想见。

但案子还没完。就算确认了孩子想见，怎么让这次探望真的发生？总不能每次都派社工去。

法院的第二步，是 2023 年 6 月 6 日作出的（2023）沪0113执3824号家庭教育指导令。

在社工陪同下，对两个孩子进行了七次探望。七次之后，张某芹实现了对未成年子女的正常探望，案件顺利执结。

七次。这个数字值得留意——它不是一次见效，是七次。

下一节讲那个最要紧的问题：孩子说「不想见」，法院凭什么不信。

「孩子不想见」这句话，凭什么不信

这一节讲判断方法。因为这句话在探望权执行里出现得太多，而它有两种可能，两种的处理完全相反。

可能一：孩子真的不想见。

可能二：孩子被教着说不想见。

如果是第一种，法院不能强制执行。道理很简单：探望权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设的，如果探望本身让孩子痛苦，强制执行就背离了目的。

如果是第二种，法院必须执行。因为这不是孩子的意愿，是直接抚养人的阻挠，只是借了孩子的嘴说出来。

问题是：这两种情况，从外表上看一模一样——都是孩子低着头说「我不想见」。

本案给出的判断路径，分三层。

第一层：法律依据在哪。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第一款：「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这一条讲的是父母的权利和另一方的义务，没有提孩子。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这一条讲的是抚养，但里面有两个东西被本案借用了：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和「尊重其真实意愿」。

判决的推理是：探望权执行案件虽未明确规定应当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愿，但可以参照上述原则。

参照的结果是什么？判决写得很清楚：「如未成年子女明确表示拒绝权利人探望的，不能罔顾其意愿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注意「明确表示」四个字。这是第一道门——孩子的拒绝必须是明确的，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被问急了才说一句，不算。

第二层：拒绝可能不是真的，怎么办。

判决接着说：「但未成年子女拒绝探望，有时并非本人真实意愿，而是受直接抚养方引导甚至胁迫所致，对此，应当注意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探求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

这句话是本案的核心。它承认了一个现实：孩子的意愿是可以被塑造的。

那么怎么「探求」？判决给了一个方法：「必要时可以引入相关社会工作者以陪同探望、现场调查等方式，准确评估、认定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

关键词是「现场调查」。

为什么必须是现场？因为在法庭上问孩子「你想不想见妈妈」，得到的答案没有意义。法庭是一个陌生、严肃、有压力的场合，孩子在那里说的话，多半是大人教的那一套。

而在现场——在孩子熟悉的环境里，在探望真实发生的过程中——孩子见到母亲那一刻的反应，是装不出来的。

本案社工看到的就是这个：不是孩子说了什么，是孩子在父亲自扇耳光时的表情，「面露惊悚」。

一个表情，推翻了九次「我不想见」。

第三层：法律上怎么定性这种「教孩子说不想见」。

判决用了两个词：「引导」和「胁迫」。

引导，是软的——在孩子面前说妈妈的坏话、说妈妈不要你了、说见妈妈就是不孝顺。

胁迫，是硬的——威胁、恐吓、当着孩子的面自伤自残。本案是后者。

这两种都构成对协助义务的违反。因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要求的是「协助」，协助的意思是创造条件让探望发生，不是设置障碍让它不发生。

讲到这里，还要说清一个反面：法院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

有一种做法是：不管孩子怎么想，到时间就把孩子带到指定地点，让母亲见。这种做法看似高效，但它把孩子的意愿完全抹掉了。

本案的判决专门挡了这条路：「不能罔顾其意愿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所以正确的姿势是中间那条：先辨别真伪，再决定执不执行。真的不想见——不执行；假的——执行，而且要针对「制造假意愿的人」，不是针对孩子。

这也是为什么本案的第二个动作是「家庭教育指导令」，而不是「罚款」或者「拘留」。下一节讲这张纸。

一张「家庭教育指导令」，管得住谁

2023 年 6 月 6 日，执行法院作出（2023）沪0113执3824号家庭教育指导令。

这份文书要求王某卫做三件事：

一，按照法院或家庭教育机构指定的时间和场所，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二，关注王某甲、王某乙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

三，履行对张某芹探望权的协助义务，并和张某芹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这三项，第一项是「去上课」，第二项是「尽到监护职责」，第三项是「配合探望」。

很多人会问：一张纸，能管什么？他要是不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这张纸的性质。

它不是处罚。 行政处罚有罚款、拘留；刑事处罚有罚金、徒刑。家庭教育指导令都不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是「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责令」是一种命令，不是一个罚则。

它也不是判决。 判决确定的是实体权利义务，这张纸是在执行过程中发出的，目的是让判决能被履行。

那它是什么？准确的定位是：执行程序中的一项教育、督促措施。

它的力量不在于「罚」，在于三件事：

第一，它把问题说破了。

在此之前，王某卫的说法是「孩子不想见，我尊重孩子」。这是一个把自己摘干净的说法。

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表述是：「履行对张某芹探望权的协助义务」。这句话等于法院给了定性：你有协助义务，你没履行。

定性一变，后面的事就好办了。因为如果继续不履行，性质就从「尊重孩子」变成「拒不履行生效裁判」。

第二，它给了履行一个具体的路径。

「按照法院或家庭教育机构指定的时间和场所接受指导」——这句话把「你要配合」变成了「你某日某时到某地」。可执行的指令必须具体到这个程度。

第三，它留了后手。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民事诉讼法》里还有一套针对拒不履行的措施：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所以这张纸的真实作用是：它把「软措施」用到了尽头，为「硬措施」铺好了路。 如果指导令发了还不改，下一步就不是发纸了。

本案的结果是：指导令发出后，在社工陪同下进行了七次探望，张某芹实现了正常探望，案件执结。

这里要注意「七次」这个数字。它说明指导令不是一发就灵，中间有一个过程。

七次探望，意味着七次约时间、七次接送、七次现场处理情绪。这个过程里，社工在做什么？

一是在场。有第三人在，直接抚养人不敢当场发作。

二是记录。七次的过程形成了一份事实记录，如果后面还要处理，这就是证据。

三是缓冲。探望当场可能有各种意外——孩子哭、母亲哭、父亲不来——社工能处理。

这套做法后来被写进了文件。《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法办〔2026〕76号）第三十八条规定：

「对于涉未成年人抚养费、探望权等案件的执行，应当优先做好释法明理、疏导教育工作。人民法院可以积极探索与民政、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居委会、村委会等有关单位协作，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合适探望场所或者委托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协助当事人进行探望等方式，提升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成效。经释法明理、疏导教育，当事人仍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这段话里有三个层次，和本案的做法一一对应：

「优先做好释法明理、疏导教育」——对应本案先委托社工、后发指导令；

「委托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协助当事人进行探望」——对应本案的陪同探望；

「仍不履行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对应最后的强制手段。

顺序不能反。先教育、再督促、最后强制。反过来的话，第一次就用罚款拘留，孩子在场，伤的是孩子。

探望权执行，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这一节讲边界。探望权执行是民事执行里最特殊的一类，因为它的标的是「人」，不是「物」。

先说什么不能做。

第一，不能对孩子采取强制措施。

孩子不是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不协助的那一方。把孩子强行带到指定地点，等于把孩子当成了执行标的，这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在情理上也站不住。

第二，不能因为「孩子不想见」就直接结案。

这是另一种偏差。有的执行人员一听孩子说不想见，就认为「客观上无法执行」，裁定终结。本案的判决否定了这种做法——你得先分辨这句话是真是假。

第三，不能把探望权执行变成「一次性交付」。

探望权是按月、按周持续发生的权利，不是一次性的给付。执行完毕不等于以后都好了，所以很多法院的做法是「执行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本案的七次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不能因为一方不给抚养费就中止探望。

这是实务中最常见的「自力救济」。很多人觉得「他不给钱，我凭什么让他看孩子」。法律上的答案是：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抚养费是给付义务，探望权是身份权利，两者不能互相抵销。不给抚养费，可以申请执行；不让探望，是另一个违法。

再说什么能做。

第一，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探望权是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对方不协助，就可以申请执行。执行的对象是「协助义务」，不是孩子。

第二，可以申请变更抚养关系。

如果直接抚养方长期阻挠探望，情节严重，可以作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起诉请求变更抚养关系。这是一条比执行更彻底的路——但代价大，要有证据。

第三，可以申请中止探望（反向）。

如果探望本身对孩子有害——比如探望方有暴力、酗酒、教唆等情形——直接抚养方可以请求中止探望。《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这一条：「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注意「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是唯一的标准，不是「我不愿意」。

第四，可以要求把探望方式写细。

如果判决只写了「每月探望两次」，执行起来必然扯皮。起诉时就应该争取写清：哪几天、几点到几点、在哪里交接、能不能过夜、能不能带出去、谁接送、节假日怎么安排。写得越细，后面越省事。

最后给三类人三句话。

给想见孩子的一方：先把「孩子不想见」这句话拆开看。 是孩子自己说的，还是当着对方的面说的？说的时候有没有旁人在场？说完之后孩子的表情是什么？这些细节决定你能不能走下去。同时记住：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那会让你变成「另一个制造压力的人」。

给带孩子的一方：协助探望是义务，不是恩惠。 你可以对探望方式有意见，可以请求变更，但不能用「孩子不想见」当挡箭牌。如果孩子真的不想见，你要能说清为什么；如果是你教的，那这张纸（家庭教育指导令）就是给你的。

给旁观的人（老师、社工、亲属）：看见孩子被逼着表态，可以说话。 本案能查清，靠的是社工在现场看到的那一幕。孩子的意愿是不是真的，往往需要第三只眼睛。

这个案子的结局不算激烈：没有罚款，没有拘留，没有变更抚养关系。七次探望之后，母亲见到了孩子，案子结了。

但它把探望权执行里最难的一道题答完了：孩子说「不想见」，这句话到底算不算数。

四句话记住：

一，孩子的意愿要听，但要辨真伪。 判决说得很清楚：明确表示拒绝的，不能罔顾其意愿强制执行；但拒绝可能是受引导、胁迫所致，要探求真实意愿。这两句话是一体的——前半句是限制，后半句是方法。

二，辨真伪要到现场。 法庭上问出来的答案没有意义。本案靠的是社工在现场看到的一个表情：父亲自扇耳光时，孩子「面露惊悚」。一个表情，比九次「我不想见」更可信。

三，执行的对象是大人，不是孩子。 孩子不是被执行人，不能对孩子采取措施。真正要处理的是那个制造压力的人——本案用的是家庭教育指导令，先教育、再督促，最后才是强制。

四，探望权是持续的权利，不是一次交付。 七次探望才执结，这个数字说明：探望权执行从来不是「一次到位」，是一段过程。想快，往往快不了；稳住，反而能成。

最后说一句这个案子真正的分量。

判决里有一句话，读起来很平静，但它其实是一句很硬的话：直接抚养方诱导、胁迫未成年子女拒绝探望的，法院可以签发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指导直接抚养方正确认识和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翻译过来就是：你不能把孩子当成你跟前配偶斗争的延长线。

孩子说「我不想见妈妈」，可能真的不想，也可能是他学会的唯一一种安全说法。法院要做的，是分清楚这两件事——因为一个孩子要不要见母亲，不该取决于他敢不敢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