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朱某洁诉谭某升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孩子刚满月，母亲就离开了，此后一年多没有照护、没有给钱、没有探望。孩子一直跟着父亲和曾祖母生活。母亲起诉，要求孩子由自己直接抚养。

民法典写的是「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这是一条看上去毫无悬念的规则。但法院判了父亲直接抚养。

判决的理由是：母亲抚养原则本身来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两者冲突时应当允许例外。她有抚养条件却不尽义务，还在别处另有两个孩子、准备再婚——两相比较，跟着父亲更有利。

二、裁判要点提炼

对不满两周岁子女适用母亲直接抚养原则，根源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当由母亲直接抚养与该原则发生冲突时，应当允许存在例外情形。

非婚生子女未满两周岁，母亲有抚养条件而不尽抚养义务，子女长期随父亲生活、由父亲及其家人实际照护，跟随父亲生活更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可判决由父亲直接抚养。

三、赵律师点评

满月那天，母亲走了

2023 年 11 月 24 日，朱某洁和谭某升的非婚生女儿出生，取名谭某怡。

孩子满月是 12 月下旬。就在那个月，朱某洁和谭某升发生矛盾，独自离开。此后，孩子由谭某升和谭某升的祖母苏某贵照顾。

苏某贵是孩子的曾祖母。一个婴儿，父亲在外谋生，日常喂奶、换洗、夜里照看，落在一位老人身上。判决书里写得很克制：谭某怡在满月后就一直跟随父亲谭某升及曾祖母苏某贵生活，谭某升及其家人有抚养谭某怡的强烈意愿。

2024 年 7 月，朱某洁起诉，要求孩子由她直接抚养。

起诉时，孩子一岁七个月，还不满两周岁。

法院还查明了几件事：朱某洁与案外人罗某在 2019 年、2020 年非婚生育了两个子女；2022 年上半年，她和罗某发生矛盾后出走，之后与谭某升同居，生下谭某怡；2024 年 1 月，她又与罗某和好，并准备办理结婚登记。

从孩子满月到起诉，一年多时间里，朱某洁没有对孩子履行照护义务，没有履行物质保障义务，也没有情感教育上的陪伴。判决用的词是「长达一年之久未履行」。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2024 年 12 月 25 日判决：谭某怡由谭某升直接抚养。双方都没上诉，判决生效。

这个案子之所以被收入案例库，是因为它撞上了一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规则：不满两周岁的孩子，原则上归母亲。法院判了父亲，而且给出了完整的说理。

这类纠纷这几年并不少见，形态也多样：非婚同居生育后分开、一方带着孩子另组家庭、孩子长期由祖辈抚养而父母在外打工。共同点是——孩子的实际照护人和法定监护人不一致，一旦发生争议，法院要在「血缘」「法律地位」「实际生活」三者之间做取舍。

取舍的标准只有一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听起来抽象，落到具体案子里，法官看的其实是几件很实在的事——孩子现在跟谁睡、谁送他去医院、谁参加家长会、换一个环境要付出什么代价。

本案的判决之所以有参考价值，是因为它没有停在「不满两周岁随母亲」这一步，而是往下追问了一句：这条规则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孩子。那么当「随母亲」反而不利于孩子时，规则就应该让路。

这种「回到立法目的」的论证方法，在家事案件里特别重要。因为家事案件的事实千差万别，规则只能给方向，具体怎么办，得靠目的来校准。

「不满两周岁随母亲」，是原则不是铁律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把子女抚养按年龄切成三段：不满两周岁，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协议不成由法院按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已满八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为什么不满两周岁要偏向母亲？判决给了解释：这个阶段的孩子多数还处于母乳喂养期，母乳喂养对生长发育最有利；而且孩子对母亲有较强的生理和心理依赖。

注意这个解释的落点：不是因为「母亲天然更爱孩子」，也不是因为「父亲能力差」，而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生理上更需要母亲。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

而事实判断是可以被推翻的。判决接着写了一句话，是整个案子的枢纽：对不满两周岁子女适用母亲直接抚养原则，根源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因此，当由母亲直接抚养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发生冲突时，应当允许存在例外情形。

逻辑很清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是上位原则；「随母亲」是下位规则。下位规则服务于上位原则，两者冲突时，服从上位原则。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拒绝了机械适用。如果只看年龄，孩子一岁七个月，判给母亲，案子结了，谁也不用费劲。但那样判，孩子要从已经生活了一年多的家里被抱走，交给一个一年多没露面的母亲，而这位母亲身边还有两个更小的孩子要照顾，还准备再婚。

法律不是算术。年龄是一格一格划的，生活不是。判决要做的，是在规则的格子里，放进具体的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案子的例外不是法院凭空创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早就写明了三种情形：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母亲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因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亲生活。

三个年龄段的分界，背后都有立法理由，值得说清。

不满两周岁：生理依赖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主要照护者的依恋最强，突然更换照护人，可能出现喂养困难、睡眠紊乱、情绪退缩。所以法律偏向维持现状，而现状通常是母亲。

已满两周岁：可塑性阶段。孩子开始有社交、能适应托育机构，法院的裁量空间变大，看的是双方的抚养能力、抚养条件、生活环境、与孩子的感情基础。

已满八周岁：意思自治阶段。民法典规定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为什么是八岁？因为八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起点，法律推定这个年龄的孩子对「跟谁生活」有基本判断。注意是「尊重」，不是「听从」——孩子的意愿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法院仍要审查这个意愿是否受到不当影响。

本案的孩子一岁七个月，落在第一档。判决没有机械适用，而是用「例外」的方式处理，这在实务中需要更强的说理，也更容易被上级法院审视。它之所以站得住，是因为事实基础扎实：一年多的照护空白、稳定的替代照护关系、母亲的现实负担。

三种例外，本案落在第二种

把第 44 条的三项摊开看，会发现立法的思路很一致：不是说母亲不好，而是说在特定情况下，跟着母亲对孩子不利。

第一项，疾病。注意限定词是「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而且要达到「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程度。普通的感冒、慢性病、精神状况稳定期的疾病，都不构成。举证上需要病历、诊断证明，必要时做鉴定。

第二项，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这是本案适用的情形。它有两个要件：一是有抚养条件——有劳动能力、有收入、有住处，不是客观上不能养；二是不尽抚养义务——长期不照护、不付抚养费、不探望。

本案两个要件都成立。条件方面，朱某洁当时并无不能抚养的客观障碍；义务方面，从孩子满月到起诉，一年多没有履行照护、物质保障、情感教育三方面的义务。

判决特别点了「情感教育义务」。这一点值得展开：抚养不只是给钱。对婴幼儿来说，稳定的照护者、可预期的日常、身体接触和回应，本身就是成长必需品。一个一年不出现的母亲，即使按月打钱，也很难说是「在抚养」。

第三项，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亲生活。这是兜底条款，实务中适用很谨慎。常见的比如母亲有严重不良嗜好、有虐待遗弃行为、生活环境明显不利、长期服刑等。用这一项要准备充分的证据，不能只靠口头描述。

本案还有一个加重情节：朱某洁与罗某另有两个非婚生子女，且准备结婚。这不是说「孩子多的母亲不配抚养」，而是法院在做比较：她即将组建的家庭里已经有两个幼儿需要照顾，再接收一个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实际能投入的照护资源有多少？相比之下，谭某怡已经在父亲和曾祖母身边稳定生活一年多，形成了依恋关系。

两相比较，结论不难得出。

把第 44 条的三项再往实操里落一层。

第一项，疾病。要证明「久治不愈」和「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需要病历、诊断证明、住院记录，必要时申请鉴定。注意两个限定：疾病类型要是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普通慢性病不算；程度要达到「不宜共同生活」，不是「照顾起来费劲」。这一项举证门槛最高，成功率也最低。

第二项，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这是最常用的一项，也是本案适用的。举证要点是「三个不」：不照护（长期不共同生活、不探望）、不给钱（无转账记录、无支付凭证）、不参与（不参加家长会、不陪诊、不问学业）。三个不成立两个以上，通常就能认定。

第三项，其他原因。兜底条款，适用要谨慎。常见情形：母亲长期服刑、有严重家暴史、涉毒涉赌、居无定所且无稳定收入、明确表示不愿意抚养。用这一项，最好有权威机构的材料（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社区证明），不能只靠亲友证言。

还有一个程序要点：这类案件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抚养纠纷涉及未成年人利益，不完全适用「谁主张谁举证」，法院可以委托社工走访、发函调查、听取孩子意见。所以当事人不必把全部希望押在自己的证据上，但也不能指望法院替你找证据。

非婚生子女，为什么可以「参照」

本案还有一个技术问题：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讲的是「离婚后」的子女抚养，而朱某洁和谭某升从来没有结过婚。这条规则能直接用吗？

判决的措辞是「参照」。

依据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同等权利」这四个字，意味着在抚养权、抚养费、继承权、探望权这些问题上，婚生和非婚生没有区别。所以离婚后抚养规则背后的判断标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争议。

但「参照」也意味着不能照搬。离婚案件里，法院面对的是两个已经共同生活过的人，抚养安排往往要在「维持现状」和「重新分配」之间权衡；非婚同居关系解除后的抚养争议，很多时候连共同生活的事实都不完整，需要先查明谁是实际照护人。

本案的查明重点就在这儿：孩子出生后由谁带、带了多久、谁在承担日常开销、谁在夜里起床。这些事实，决定了「现状」是什么，也决定了改变现状的代价由谁承担。

给非婚生育家庭的提醒：孩子的权利不受父母婚姻状态影响，但举证责任在主张的一方。想争抚养权，要准备的不是「我有多爱孩子」，而是「过去一年谁在实际照顾孩子」——疫苗本上的签字、幼儿园的接送记录、医院的陪诊记录、邻居和老师的证言、日常开销的转账记录。这些看起来琐碎，却是法院判断「现状」和「依恋关系」的唯一依据。

争抚养权，准备这五组证据

把这个案子的举证思路整理成清单，对正在争抚养权的人有直接用处。

第一组，实际照护的证据。谁在带孩子，是最核心的事实。疫苗本、体检记录、幼儿园或托育机构的接送登记、老师证言、邻居证言、社区证明、家里的监控片段、孩子就医时的陪诊签字。这一组证据的目标是证明：过去一段时间，孩子稳定地跟着谁生活。

第二组，经济能力。工资流水、纳税记录、社保缴纳、房产或租赁合同、经营性收入。不是比谁钱多，而是证明「我有能力养」。如果一方长期无业、负债累累，法院会考虑。

第三组，居住与照护支持。住处是否稳定、有没有独立房间、有没有家人可以协助照护。本案里曾祖母苏某贵明确表示愿意共同协助照顾，这句话被写进了判决——它解决了「父亲要上班，白天谁带孩子」这个现实问题。

第四组，对方不适合抚养的证据。这一组最需要克制。不是搜集对方的缺点，而是证明「孩子跟着他会受影响」：长期不履行照护义务的记录、拒绝探望的聊天记录、有家暴或虐待的报警记录、严重不良嗜好的证据、因犯罪服刑的证明。空口说「他人品不好」，法院不会采信。

第五组，孩子的状态。八周岁以上的孩子，法院要听取其真实意愿；更小的孩子，可以通过社工走访、心理评估、亲子互动观察来反映依恋关系。这类材料在实务中越来越常见，尤其是争夺激烈、双方条件接近的案件。

最后提醒两点。第一，不要抢孩子、藏孩子。用「孩子在我这儿」制造既成事实，短期看似有利，长期往往被认定为不利于孩子稳定，甚至影响探望权。第二，不要在诉讼中贬低对方。判决书上写着的「两相比较」，比的是谁更适合，不是谁更坏。

抚养权定了，还有两件事要接上：抚养费和探望权。

抚养费。不直接抚养的一方要负担，标准通常是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无固定收入的按当地平均水平参照。本案判决只写了「由谭某升直接抚养」，没有提抚养费——因为原告朱某洁是主张自己抚养，法院驳回后，她作为不直接抚养的母亲，理论上仍应负担抚养费。实务中如果父亲不主张，法院一般不主动判；但父亲可以另案起诉要求支付。

探望权。不直接抚养的一方有权探望，直接抚养的一方有协助义务。判决书里没写探望安排，这很常见，因为双方没提。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类案子最容易在探望上再起冲突：一方不给看，一方强行带走。稳妥的做法是在抚养权诉讼里一并提出探望的具体方案——每月几次、什么时间、能不能过夜、能不能带出本市、交接地点在哪。写得越细，将来吵得越少。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孩子长大后。等他十几岁，可能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不要我」。这时候大人怎么回答，比判决书写了什么更重要。法律能安排生活，安排不了情感。

最后说一个时间感的问题。抚养权判决不是终局，孩子两岁、八岁、十二岁，条件变了都可以再诉变更。所以拿到判决的那一方，不必把它当作「赢了」；没拿到的那一方，也不必当作「输了」。真正决定孩子跟谁的，是之后每一年谁在管他。

法院能做的，是把眼下的安排定下来，让孩子的日子先稳。剩下的，靠大人。

这个案子的判决只有一句话的主文：谭某怡由谭某升直接抚养。背后是一年多的空白，一位曾祖母的夜班，和一个一岁七个月的孩子。

法律给出的规则是「不满两周岁随母亲」，但它同时给出了这条规则的来源——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规则是手段，孩子才是目的。当手段和目的打架的时候，法院选择回到目的。

这不是对母亲的否定，也不是对父亲的奖励。它只是在说：生育是瞬间的事，抚养是每天的事。谁在每天做这件事，法律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