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路某林诉朱某梅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案情速览
路某林常年在江苏南通工作,往返山东淄博老家时习惯联系跑南通至淄博这条线的客运司机李某华,提前约定上车时间和地点。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某华驾驶的客车始发地变更,已不再经过路某林惯常的上车点,李某华便安排亲戚朱某梅驾车,把路某林送到某高速服务区去赶车。朱某梅全程没有向路某林收取任何费用。
当日十九时二十八分许,朱某梅驾车行驶至靖江市某公路时,与范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路某林受伤。交警部门认定范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朱某梅负次要责任、路某林无责任。经司法鉴定,路某林因事故致颈髓损伤伴高位截瘫、后遗四肢瘫痪,肌力三级以下,构成人体损伤一级残疾。范某车辆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朱某梅车辆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限额三万元。路某林起诉索赔各项损失三百三十三万余元。
审理中各方核算损失为三百二十八万余元。法院另查明,朱某梅没有固定工作,平时经常帮李某华等大巴车司机接送客户,由司机不定期与其结算报酬。朱某梅抗辩称自己只是受李某华安排提供便利、未向乘客收费,属好意同乘应予减责;同时主张路某林上车后自行解开安全带,对重伤后果也有过错。靖江市人民法院判决甲保险公司赔偿二十八万余元(已扣除垫付的一百九十二万余元)、乙保险公司赔偿三万元、朱某梅赔偿七十四万余元,驳回其余请求。
二、裁判要点提炼
认定是否构成好意同乘,不能以搭乘人是否直接向机动车使用人支付费用作形式判断。机动车使用人虽不直接向搭乘人收费,但系受营运客车司机委托接驳乘客、并从该司机处取得相应对价的,该接驳行为实质上属于有偿客运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营利目的而非无偿帮助,依法不应认定为好意同乘,不得据此减轻赔偿责任。
乘车人未系安全带,该行为本身不导致事故发生,但客观上会扩大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属于对损害扩大的过错,应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三、赵律师点评
「我一分钱没收」,这句话为什么不够用
朱某梅的抗辩只有一句:我没收路某林的钱,我是帮忙。 这句话在事实层面是真的——判决查明她确实没有向路某林收费。但好意同乘要回答的不是「乘客付没付钱」,而是「这趟车到底是有偿运输还是无偿帮助」。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落脚点在「无偿搭乘」,无偿指的是搭乘人与使用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没有对价。 于是在这类案子里,法院要往下追一层:这趟车的油钱、时间和劳动,究竟由谁买单。 如果答案是「由某个正在靠运输挣钱的人买单」,那么这趟车就不是情谊行为,而是那门生意的成本。 形式判断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只看乘客的口袋,不看这条运输链条上谁在获利。
钱从哪儿来,决定这趟车是什么性质
判决查明了一个关键事实:朱某梅平时经常帮李某华等大巴车司机接送客户,司机不定期与她结算报酬。 这一句把她从「好心亲戚」拉回了「接驳环节的劳务提供者」。 她这趟车不是白跑的,报酬由客运司机支付;而客运司机付这笔钱,是因为他要揽住路某林这个长期客源。 也就是说,这趟接驳属于李某华与路某林之间那份有偿客运合同的组成部分——票价里其实已经含了这段接送的成本,只是没有单独标价。 把「直接付费」当成唯一标准,等于允许有偿运输拆成两段、把前一段伪装成免费。 法院把这条链条捋直之后,减责的请求权基础就没了。 实务提示:这类案子的胜负,往往在「谁付了钱、付给谁、为什么付」这三问上。 乘客一方要留意有没有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司机与接驳人的结算习惯;接驳人一方若真想主张好意同乘,就得证明这趟车与营运线路毫无关系。
安全带这笔账,为什么算在乘客头上
这一段判决写得相当克制:没有直接采信任何一方的陈述,而是用现场描述、交警拍摄的伤情照片,结合受伤部位和伤情特征,反推出事故发生时路某林未系安全带。 认定路径值得记下来——没有监控、没有证人时,伤情本身也可以成为证据。 结论是:未系安全带不会导致碰撞发生,但会显著加重碰撞后的损伤程度。 一级残疾、高位截瘫这类后果,与系不系安全带关系极大。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讲的是「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这里落的是「扩大」。 最终法院把责任切成三份:范某百分之六十五、朱某梅百分之二十五、路某林百分之十。 注意,这百分之十不是「撞了人还怪乘客」,而是乘客自己放弃了最基础的一道防护。 对普通读者的提示很直白:后排也要系,这一根带子在法庭上值十个百分点的赔偿。
三份保险、三个责任人,赔偿顺序怎么排
这个案子一共牵出三份保险:范某车的交强险、范某车的商业三者险、朱某梅车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限额只有三万。 理赔顺序是有硬规矩的: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不足部分走商业三者险,再不足才由侵权人自己掏。 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另一条线,它保的是「本车乘客」,赔的是朱某梅这一方的责任份额。 所以判决呈现出三段结构:甲保险公司赔二十八万余元,乙保险公司赔三万元(正好顶满限额),朱某梅再赔七十四万余元。 很多人会问:保险公司不是应该多赔吗? 关键在「垫付款」三个字——判决里甲保险公司的赔付额是扣掉已经垫付的一百九十二万余元之后的余额。 也就是说,交强险加商业险的大部分额度,早就先行支付到救治和康复上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起索赔三百三十余万的案件,最终落到个人头上的还有七十四万: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只能由责任人自负。 对伤者家属的实务意义在于:抢救阶段就要盯紧保险垫付的凭证,别到最后才算总账。
给乘客、司机和家属的清单
给乘客: 上车先系安全带,无论前后排;长途拼车、司机换人接送时,问清这一段是谁安排的、谁在收费,留好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 给代驾、接驳、帮忙送人的司机: 「我没收乘客钱」不是免责的挡箭牌,只要这趟车与某条营运线路有关、你从营运方拿到报酬,就很难主张好意同乘。真想主张,就要证明这趟车与任何营运业务无关,纯属私人情谊。 给伤者家属: 起诉时把车辆所有人、驾驶人、交强险保险公司、商业险保险公司一并列为被告,抢救阶段的垫付凭证单独留存;如果乘客本人也有未系安全带、未戴头盔这类情形,要有心理准备——赔偿会被按比例打折。 最后一句留给所有坐别人车的人:好意同乘减的是司机的责任,不减你自己的注意义务。
「我没收你钱」只说明你没从乘客口袋里拿钱,不说明这趟车不挣钱;法律看的是这条运输链上谁在获利。
四、判决书全文(点开阅读 · 当事人姓名等信息已隐去)
路某林在江苏省南通市工作,为方便往返山东省淄博市老家,其添加了南通市至淄博市客运路线司机李某华的联系方式,需要乘车时提前联系并确定上车时间、地点。2023年12月21日,路某林与李某华联系乘车事宜。因李某华驾驶的客车始发地变更,已不再经过路某林通常上车地点,故李某华告知路某林需在某高速服务区上车,并安排自己亲戚朱某梅驾车将路某林送至上车地点。当日16时许,路某林与朱某梅会合后,乘坐朱某梅驾驶的汽车前往上车地点。19时28分许,在行驶至江苏省靖江市某公路时,朱某梅驾驶的车辆与范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造成路某林受伤。
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范某负事故主要责任,朱某梅负事故次要责任,路某林无责任。经司法鉴定,路某林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致颈髓损伤伴高位截瘫,后遗四肢瘫痪,肌力3级以下,构成人体损伤一级残疾。范某驾驶的车辆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朱某梅驾驶的车辆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限额人民币30000元(币种下同)。
伤情稳定后,路某林以朱某梅、范某、甲保险公司、乙保险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因本起事故导致的损失合计3332064.87元,请求判令:被告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扣除垫付款后赔偿路某林损失469045.41元,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由范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乙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赔偿路某林损失30000元,朱某梅在30%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扣除车上人员责任险后赔偿路某林损失910219.46元。
朱某梅辩称:对事故发生没有异议,但不认可事故责任比例。朱某梅在路某林上车后已明确告知其要系安全带,但路某林系上车后在乘车过程中又自行解开,该行为与重伤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朱某梅系根据李某华的安排接路某林前往上车地点,是为路某林乘坐客车提供便利,并未收取路某林任何费用,属于法律规定的“好意同乘”情形,应当减轻其责任比例。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各方核算,路某林因交通事故产生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283258.48元。
另查明,朱某梅无固定工作,平时经常帮助李某华等大巴车司机接送客户,大巴车司机不定期与朱某梅结算报酬。2023年12月21日,朱某梅是根据李某华安排,接路某林前往某高速服务区赶乘开往淄博的大巴车。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30日作出(2025)苏1282民初6751号民事判决:一、甲保险公司赔偿路某林各项损失280618.01元(已扣除垫付款1922800元);二、乙保险公司赔偿路某林各项损失30000元;三、朱某梅赔偿路某林各项损失741314.62元;四、驳回路某林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涉及的主要争议在于:朱某梅接送路某林前往上车地点的行为是否构成“好意同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据此,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好意同乘”通常可以构成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的事由。所谓“好意同乘”,是指非营运机动车的使用人基于友情或者善意帮助而允许他人无偿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认定是否构成“好意同乘”,不能简单以搭乘人是否直接向机动车使用人支付费用进行形式判断;机动车使用人虽然不直接向搭乘人收取费用,但是系根据营运客车司机的委托接驳乘客,并从该司机处获取相应对价的,该接驳行为实质上属于有偿客运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营利目的而非无偿帮助,不应认定为“好意同乘”。
本案中,朱某梅接送路某林前往上车地点虽未直接收取费用,但朱某梅系根据李某华的安排从事该接送行为,并从李某华处收取相应报酬,故该接送行为属于李某华与路某林之间有偿客运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营利目的,不属于“好意同乘”。朱某梅据此主张减轻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审理法院不予支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后第一现场的描述以及交警部门拍摄的路某林受伤治疗时的照片,结合路某林受伤的具体部位、实际伤情等情况,可以认定路某林在事故发生时未系安全带。该行为本身不会导致事故的发生,但客观上会扩大事故导致的损害后果,故路某林自身对重伤的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审理法院酌情确定范某、朱某梅和路某林对本起事故损失分别承担65%、25%和10%的责任,并结合相关事故车辆投保情况确定了各被告的赔偿数额。认定是否构成“好意同乘”,不能简单以搭乘人是否直接向机动车使用人支付费用进行形式判断。机动车使用人虽然不直接向搭乘人收取费用,但是系根据营运客车司机的委托接驳乘客,并从该司机处获取相应对价的,该接驳行为实质上属于有偿客运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营利目的而非无偿帮助,依法不应认定为“好意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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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2025)苏1282民初6751号 审理法院:靖江市人民法院 裁判日期:2026-01-30
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入库编号:2026-07-2-4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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